风险社会警察需要平民化

新闻中心法制日报2014-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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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风险社会警察需要平民化

  □宫毅

  杭州中泰垃圾场事件、“7·5”公交车爆燃事件,昆明、新疆暴恐事件,广东公交爆燃事件等,提示着我国已进入风险社会,人民在富裕起来的同时更加追求平安。无论是西方的警务革命还是当今情报信息、高科技侦查与管理手段的运用,都不能回避和克服这样一个轮回:国家层面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和警方层面零容忍的打击,现代社会追求某种确定性的极致时,反而诡异地被推向另一种极端,即越发不确定的另一种情形,成为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

  警方越来越多的专业化集中运动,犯罪却并不能依照我们想象的那样减少。公众对于犯罪和暴恐袭击的恐惧感和治安局势的不稳定担忧正在上升,社会的心理预期再一次把目光投向公安。

  警务工作过度数据化、指标化是新泰勒主义,最可怕的是我们的工作常常是只对上负责,设计了大量的可具考核的工作目标,这些目标,有些是根据治安情势作出的判断,能够代表民众对安全的需求;而有些目标则是官僚主义的产物和政绩的注脚。

  综观今日之世界,由政府、职能部门所承担的职责只能是有限的。警务工作本来也就是社会工作,公共产品,我们的工作就没有理由不让警务工作平民化。近年来禁毒这么专业化的工作,需要准确的情报、长期的经营、信息的共享,即使这样,国家也提出了禁毒人民战争。而从现在的司法改革看,社区和社会将有更多更大的责任来对待犯罪和其他衍生问题,如社区的吸毒管理,归正人员的矫正、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消防、交通及国家安全的防范等,警务工作若不能平民化,要想建立起全社会的防范、打击机制是不可能的。

  智慧的警务一定是充分看到了这样的趋势。社会治理大格局的架构、公民意识的强化,为警务平民化运动提供了大背景、大平台。如何在平民化运动中走群众路线、人民治安之路,重视和发挥第三方在各类重大案件、事件后重建修复的角色与功能,是我们不可不探及的运动轨迹。

  严重犯罪、暴恐事件和重大自然灾害是不会停止的,总是要发生的。它们在引发人员伤亡、财产受损的同时,也造成警务模式的中断,警力的大规模调度,更可能成为社会变迁的催化剂。面对这些突发状况,警方常成为第一线的战斗者。我们以往过于强调和专注于自己的职责,而忽略其他政府机关、企业单位、社会组织和民众的力量与义务。其他部门依赖警务,淡化自己的职能,民众在这些事件中常以受害者角色定位,等待救援,反而把自己变成一个弱者。让民众在事件中积极参与、有事可做,参与救援与重建的方案及执行。有事做而避免不必要的想象,是当代社会治理的一个方略。

  警务平民化运动,旨在让社会运动起来,开展整合治理,让警方成为与政府、社区、企业、单位、社会组织等人力资源的重要部分而非唯一。

  警务平民化运动,不拒绝警察专业化。平民也不是平庸。在各类治安问题中,让民众由受害者、被救济者向参与者、治理者转变,让案后事后的处置跳出一味救济、补偿、慈善施给,让民众的诉求与专家参与、警方的专业达到平衡,建立一种合作机制,一种策略联盟,不通过警务平民化运动来推动也是不可能实现的。除了当案当事的民众,第三方的力量也需要警方通力合作,传统体系中的街道、村民委员会、司法、慈善机构等,非传统的新社会组织、专家和公民个人乃至国际力量等,都是警方需要认真对待的,都应当也可以在警务平民化运动中完成力量的重组,由管理走向治理。

  (作者为浙江警察学院常务副院长)